《悲情城市》的故事,始于1945年日本投降,止于1949年国民党迁台。在1987年戒严令解除之前,在台湾,只要谈论“二二八事件”就足以构成谋反。1988年初,蒋经国去世,此为一转机。 侯导爱读陈映真的小说,曾想把《铃铛花》改电影,被劝退,免遭非祸。一篇访问里,侯导谈听到李寿全新编洪荣宏唱的《港都夜雨》,“那种哺哺哺的萨克斯风节奏,心中很有感触,想把台湾歌那种江湖气、艳情、浪漫、土流氓和日本味,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。” 取景便是九份,雨雾里都是煤烟的港口。“我希望能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。”这其实有种低调触碰政治的考虑。最后两分钟一些知识分子被枪杀的镜头终归是删去了。 89年影片得金狮奖,票房大卖,国民党四十年来试图抹去这段历史的企图完全失败,二二八事件自此永远进入公共领域。
全篇基本是客观镜头,带着一定距离打向人物。镜头运动克制,有很多固定镜头,无论发生什么都只是冷眼旁观,像极了看电影乃至看历史的我们,对时代风云,个体际遇扼腕叹息,但却仅限于旁观。 电影结构很工整,在一些反复出现的场景(如医院走廊)通过前中后景的变化,表现出丰富的时代信息。 影片中角色的方言运用得很巧妙,无论是台湾人夹杂着日语词汇的方言,还是用粤语作上海话和台湾方言的翻译,无不体现出了群体之间的隔阂与矛盾。 悲情之悲在于大历史淹没了小人物,强者语境掩盖了弱者语境。所以,这部电影独特的历史语境显得尤其宝贵。
一个漂零于海上的孤岛,屡易其主,任是欺凌剥辱,我们大可不必以天朝上国的心态俯瞰台湾,人只有进入一条河流才知道它的深浅,侯导把恢宏的音乐和孤单的人们构组在一起,美学张力太过丰满。
文清是台湾的象征吗,在风雨飘摇身不由己的年岁里处于失语状态,在权争利斗的苦难中沉默忍受,旧的压迫离开了,新的可能再来,无论如何总要成家,总要安身,与自己爱的人短暂共享悲欢,在时间里留下自己的相片。但请不要忘了宽美好吗,她是故事的记录者和讲述者,她孕育了有声的下一代。
侯孝贤的电影真好睡。外强走了,又变成外省和岛民的分化,这个民族甚至人类的悲情命运。吃饭喝酒打边炉,桌几字画都很耐看,画面好像一节节展开的画扇。文清交流的部分是默片字幕的感觉,梁朝伟眼神炽热,他的表演的震荡频率是别人的好几倍,显得紧张。演员都很懂得和小孩子对戏,炕头婴儿咳嗽,陈松勇慈爱地拍拍,小孩子玩茶壶,辛树芬写日记要关照。天大的事情砸下来,先喂下这口饭,照完这张相。“准备你的笔,到时候你就是见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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